支持一国党的澳洲人，都是谁？为什么？

近期南澳议会选举结果正式坐实了一国党在澳洲的政治影响力。

近期关于一国党为何支持率突然飙升的文章很多，而近日由澳洲知名政治评论员Kos Samaras发表在AFR上的评论文章，则是堪称相关议题上的一篇佳作，值得一读。

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人们的不满不再只是零星爆发，而是变成一种长期结构性情绪。

对澳洲来说，这个时刻来得很安静。

也许就在最后一家汽车工厂关闭、房贷开始吞噬家庭大部分收入的那段时间。

一国党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一个边缘政党逐渐成长为能够影响州和联邦选举格局的政治力量，这并不只是Pauline Hanson个人的故事，而是过去近二十年间，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现实。

这段变化，可以追溯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虽然澳洲并未像美国或英国那样遭受重创，但由此形成的一种判断却影响深远：既然经济体系 “扛住了” ，说明整体路径没有问题，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人群，也终将自行适应。

但现实并非如此。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制造业。

2016年前后，福特、丰田、Holden相继关闭在澳洲的本土生产线，直接岗位减少约3万个，供应链上相关岗位更是数倍于此。

这些岗位并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分布在Geelong、阿德莱德北部、Broadmeadows等地区，以及维州各类工业城镇。

这些地方，往往依赖单一产业支撑。

一旦工厂关闭，不只是就业消失，整个社区的经济结构也随之瓦解。

类似的情况随后出现在林业、钢铁、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

许多拥有TAFE学历或技能证书的工人，原本拥有稳定职业，但在产业调整中逐渐被边缘化。

这些岗位集中在传统 “安全选区” ，长期被澳洲两大政党视为 “稳固票仓” 。

结果是，一种 “被忽视” 的情绪逐渐积累。

在政治层面，资源更多流向摇摆选区，而外郊和区域城市的发展长期滞后。

以墨尔本西部的Melton、Wyndham、Hume等地为例，人口快速增长，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跟进不足。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也在变化。

稳定的全职岗位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用工和零工经济。

这类工作缺乏稳定收入、带薪休假和养老金保障。

对于中年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他们原本遵循 “读书—工作—买房—养家” 的路径，却发现体系本身已经改变。

住房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压力。

过去十多年，房价持续上涨。

“不买就被甩在后面” 的预期推动大量家庭在能力边缘举债购房。

低利率一度让这种模式勉强维持，但随着2022年后加息周期启动，不少家庭的还款压力迅速上升。

在一些外郊地区，房贷支出已占家庭收入的40%甚至更高。

对于仍在租房的人群，租金上涨则让 “存首付” 变得几乎不可能。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同样加剧了压力。

外郊和区域地区全额报销服务减少，全科医生预约周期拉长，慢性病负担更重。

在这一连串变化叠加之下，生活成本问题逐渐成为主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国党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

并不一定因为其政策有多完善，而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长期被忽视的情绪：有人愿意承认问题存在，并指出责任。

对许多选民来说，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长期经历之后的一种选择。

摆在澳洲政治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应对一国党的崛起，而是两大主流政党是否仍然能够真正理解，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