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费狂涨4.4%！澳洲私人医保收割家庭，公立系统压力反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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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私人医疗保险保费上涨4.4%，涨幅超过通胀水平，而此时许多家庭本就已承受着巨大压力。

此次涨幅与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医院医疗服务”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4.4%的涨幅完全一致。考虑到澳大利亚医疗体系更侧重高成本的急性病症治疗，而非预防与基础医疗，这样的涨幅并不意外。

私人医疗保险在澳大利亚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约45%的澳大利亚人拥有包含住院保障的私人医疗保险。但它影响的是所有澳大利亚人，而非仅仅参保人群，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私人医疗保险回扣是霍华德时期推出的政策，意味着保费由纳税人进行补贴。

该回扣每年的总支出约为120亿澳元，超过西澳大利亚州公立医院的总开支，也相当于联邦政府医疗保险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2024至2025财年，医疗保险回扣金额达75亿澳元，几乎占各医疗基金总收入310亿澳元的四分之一。

但这项政策的成本还包括回扣带来的直接财政收入减少，2024至2025财年为15亿澳元，以及医疗保险附加税豁免，2015至2016财年估计为25亿澳元。

其次，私人医疗保险是私立医疗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私立医疗在整体医疗体系中占比极高。

2023至2024财年，各医疗基金支付的理赔金达244亿澳元，占全国当年医疗服务总支出的9%。私人医疗保险是私立医院总支出的最大资金来源。每年开展的260万例择期手术中，有67%在私立医院进行。

私人医疗保险回扣推行的初衷，是提高参保率以缓解公立医疗体系的压力。这一理念如今已近乎一种固有观念。

问题在于，这一说法的相关依据十分薄弱，某些情况下甚至得出相反结论。

墨尔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私人医疗对公立医疗机构等候名单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私立医院患者数量的增加，与公立医院患者数量的相应减少相互抵消。

原因在于，外科医生、麻醉师等高专业水平临床医生数量有限。他们在私立机构投入的时间，就无法再用于公立医疗体系。

专科医生数量有限，因此私人医疗保险并未扩大总医疗服务能力，只是重新分配了稀缺资源，本质是一场零和博弈。

那么，为何不培养更多专科医生？

一方面，培训名额很大程度上由各专科医师学院掌控，其限制供给的方式未必符合医疗体系的整体需求。

事实上，私立医疗反而可能加重公立医院的负担，因为私立机构中有相当比例的临床诊疗并不合适，甚至完全没有必要。

典型例子包括CT检查、腰椎手术以及冠状动脉造影等，而现有政策又限制了医疗基金对此类问题进行干预的空间。

这意味着稀缺的资金与人力资源被耗费在这类形式化的医疗行为上，而非用于为真正有医疗需求的患者提供治疗。

声称私立医疗为公立医疗节省开支的说法，完全无视这些现实。

与全民公平就医理念相悖

私人医疗保险的覆盖人群明显偏向高收入群体。这导致澳大利亚形成双层医疗体系，就医优先级由个人支付能力决定。

难怪仅有32%的澳大利亚人有信心负担医疗费用，半数人表示过去一年曾放弃就医。

富人可以优先就医，而无力承担私人医疗的人只能在公立医院排队等候。

这与公平就医、按需分配的原则格格不入，而这一原则正是澳大利亚政府与澳大利亚医学协会所倡导的。

这与当初政策推行时的承诺完全不符。

现状并非不可改变

当前局面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医疗基金是这一设计的产物，而非根源。它们的存在，源于医疗体系及其激励机制的设计方式。

尽管医疗基金难以改变形式化医疗的问题，但它们在经济与政治层面都有动力让参保人保持健康、减少住院。

这为重新思考私人医疗保险在医疗体系中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契机。

编译：Renee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newdaily.com.au/opinion/2026/04/06/private-health-premiu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