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合法枪支”仍能制造惨案：悉尼恐袭案对新西兰的警告！

上周日，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事件造成包括枪手之一在内的16人死亡，另有至少43人受伤。

对此，澳大利亚将对枪支法规进行自1996年“亚瑟港惨案”（Port Arthur massacre）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

（注：亚瑟港惨案于1996年4月28日发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胜地亚瑟港。28岁、无业的Martin Bryant持数挺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冲入当地咖啡厅和大楼向游客乱枪扫射，造成35人死亡、17人受伤。）

对于新西兰而言，2019年基督城恐袭的惨痛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如今，澳大利亚的应对方式无疑将引发高度关注。

正如加拿大在2020年Nova Scotia大规模暴力事件后成立大规模伤亡调查委员会，以及新西兰在同年就基督城恐袭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一样，澳大利亚如今也可能启动一次高层级的独立调查。

除美国之外（持枪被视为一项权利而非特权），世界各国在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通常呈现出相似的政策路径：立法改革随之而来，涉案枪支类型要么被全面禁止，要么被严格监管。

这一趋势在英联邦国家尤为明显，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等地区要求枪支执照申请人必须证明其持枪具有“正当理由”，例如加入专业枪会，并强制参加枪会活动。

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在于，通过强化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风险识别，促使相关群体承担发现并报告极端化迹象的责任。加拿大魁北克也采取了类似做法。

相比之下，新西兰在审查中，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正当理由”。除手枪射击者外，也不强制要求枪会成员身份，更不存在报告可疑行为的法定义务。

鉴于悉尼恐袭中至少有一名行凶者持有合法枪支执照，且理论上应当符合新南威尔士州的监管要求，接下来，制度是否真正发挥了防范作用，将成为审查重点。

目前尚不清楚悉尼恐袭中所使用的枪支类型，但其合法性、是否经过改装以及弹药容量，都将被纳入调查范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者似乎并未使用半自动步枪或大容量弹匣，而是通过多支普通合法枪支造成了巨大伤害。

在新西兰，一名持证人最多可拥有12支手枪，但对于其他普通枪支的数量并无限制，合法弹药的持有量也未设上限。

悉尼恐袭引发的最大疑问之一是：为何在一个与未持证人员共同居住、且该人员曾接受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审查的家庭中，枪支仍可被合法持有。

这凸显出枪支许可制度需要超越单一申请人本身，审查其密切关联人员的潜在风险，包括是否涉及家庭暴力、自残、有组织犯罪或极端主义背景。

澳大利亚当局也将审视是否有医学或枪支许可专业人士曾发出警示信号。未来的审查报告，可能建议缩短重新发证周期，并加强医疗和安全部门的参与。

尽管医生对潜在风险的预判能力有限，但对于持有高风险枪支的人员而言，这一要求仍属合理，尤其是在续证阶段。

相比之下，新西兰的做法较为宽松：健康从业者仅在执照发放后才会被通知，若认为当事人不适合使用枪支，仅是“可以”联系警方。

这一标准甚至低于机动车驾驶执照的要求——在后者情形下，医疗人员若认为某人不适合驾驶，必须依法报告。

归根结底，新西兰现在有责任从悉尼恐袭以及澳大利亚随之出台的改革中汲取经验教训。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理应得到更有力的制度回应。